杨利慧：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之研究

发布时间： 2004-01-01

杨利慧《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之研究》（译文），《民族艺术》2004年第1期。

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之研究①

杰茜卡·安德森·特纳（Jessica Anderson Turner）

杨利慧 译

 

1976年，有一位名叫迪恩·迈克肯乃尔（Dean MacCannell）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书，《旅游者：一个新的休闲阶层》(The Tourists: A New Leisure Class)，这是对旅游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早著作之一，它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对研究旅游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产生着影响。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旅游者对旅游的态度。他认为旅游者构成了现代社会一个新的休闲阶层，而这些人（主要是西方人）是要通过旅游来寻求与他们所处的工业化的、非本真（inauthentic）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东西。该书中有一章题为“上演的本真性”（Staged Authenticity），探讨了关于旅游表演的一些问题，作者谈到，虽然旅游表演看似真实，其实是不真实的，它是被制造出来给旅游者看的。作者运用了埃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框架”（frame）的理论，指出在台上演出的东西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那些在后台空间发生的事情，而这些都是旅游者看不到的。按照作者的观点，为旅游者所表演的任何内容都是对真实经历的一种妥协（compromise），就是说，它们是不真实的东西，而真实的东西旅游者在上演的过程中并不能看到。

在此之后，其他的许多旅游研究者采取了与迈克肯乃尔不同的视角，强调旅游空间是生产和协商（negotiate）多种形式的自我认同（identity）与经验的地方。在最近十年中，学者们围绕旅游点的文化表演撰写了大量著作，他们不再以“伪造的事件”来解释旅游点的文化表演，而是转向了对表演互动过程中即时出现（emerge）的多种真实的交流的阐释。这些学者应用人类学及邻近学科的各种理论，指出旅游文化的表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表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自我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

过去十年的旅游研究表明，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在旅游点上的各种展示（display）和生产。在《旅游研究年鉴》（Annuals of Tourisms’ Research）杂志以及几部关于旅游的论文集当中，就有一些富有影响的文章探讨旅游点的表演（包括在舞台上演出的文化表演。Ringer 1998；Smith 1977）。这些研究认为，表演者在协商决定“表演什么”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参与的角色。（译者注：以前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选择表演什么，是由经营者来决定的，表演者是被动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意识地决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语言、物质文化和旅游表演的动作。由于表演者在决定“演出什么”的时候要考虑到各种因素，比如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跨文化交流等，因此，旅游点的文化表演实际上展示了个人和集体对于文化和社会的观念。表演空间实际上是由表演者和参与者共同来赋予意义的，其意义通过表演来得以展示，而这些表演是表演者和参与者协商的结果，并受到旅游者、市场的可销售性、政治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在今天的讲座中，我将介绍几本在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并对这些著作中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我也想将这些问题与音乐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现在关于旅游表演的研究一般是将文化表演看成是一种被展示的交流行为（acts of communication that are put on display），这个交流过程包括对空间、时间、意义进行的各个方面的协商（Cohen 1985; Bruner and Kirshenblatt-Gimblett 1994）。这一理论导源于较早研究阶段中将表演看作是一种“升华的表达”（heightened expression, Bauman, 1977）。表演展示了多种对于社会和自我认同的观念(Cooley 1999; Lau 1998; Sweet 1989)，是一种赋予权威的方式，一种中介评论（metacommentary）的方式(Bruner and Kirshenblatt-Gimblett 1994; Sweet 1989)。在这些表演中，表演者是一种“展示的经纪人”（agents of display, 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他们有权力和力量来思考和展示过去和现在的经历。

在旅游点的文化表演研究中，最广为人知和最常被引用的著述，也许要算1994年人类学家艾德华·布拉那（Edward Bruner）和民俗学家芭芭拉·科申布莱特-吉布丽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合写的文章：《草坪上的马赛人：东部非洲的旅游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肯尼亚土著马赛人在一个叫做“梅耶牧场”的旅游点为旅游者所做的马赛民族传统表演，该牧场由一家在殖民时代移居到肯尼亚去的英国家庭所拥有。作者考察了表演者是如何通过文化表演来谋求政治、社会地位的。他们注意到，马赛人的文化表演其实再次展演了殖民主义，而且在表演之后，旅游者会被邀请在草坪上享用“英式茶点”。马赛人受雇于英国家庭，要依靠英国老板来吸引旅游者看他们的表演。在这里，现代生活设施被掩藏了起来，因为旅游者期望在这里看到的，是马赛人的所谓“传统的、真实的”表演，想欣赏的是那种富有异国情调的、不同于自己文化的马赛人的生活形态，而马赛人自己则不得不表演他们认为旅游者所希望看到的那些东西。所以，在梅耶牧场上演的表演是一个复杂的协商与展演“他者”（otherness）的过程。该文作者认为，梅耶牧场的文化表演是一种“旅游现实主义”（tourist realism）的产物，是真实的生活情境和表演者所遭遇的现实复杂性的产物。与以往那种存在许多问题的探究“本真性”的观点相比，旅游现实主义的观点更为人们所接受。

在梅耶牧场的文化表演中，英国牧场主与马赛人共同合作，通过表演展示了一种与现今生活不同的、充满怀旧情绪的“永远的”过去，这一“过去”在表演过程中被商品化了。如作者所写的，梅耶牧场的表演是很复杂的，不只是单纯为旅游者再现一个殖民时代的过去。作为表演者，马赛人实际上是积极地参与着协商表演的过程，而且他们也积极地通过表演来谋求表演之外的社会联系。作者还探讨了谁对梅耶牧场的文化表演具有艺术上的掌控权，以及这些表演是如何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得以发展的。

作者认为，梅耶牧场的主要范型（paradigm），是在部落抵抗和殖民控制之间存在着未解决的张力。梅耶牧场的表演不仅是一种旅游表演，也是一种历史戏剧的复兴。当被殖民国家的戏剧在旅游中被上演时，其他的社会现实使这个表演过程变得复杂了起来。梅耶牧场的马赛人和英国人都与肯尼亚政府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前两者都不想中断与土地牧场的联系，而参与到新的政治、经济系统当中。“梅耶牧场的主人和马赛人在传统表演中携起手来，共同抵制新的政治浪潮，并为旅游者提供一种怀旧的回归。他们共同为旅游者生产了这个旅游点——尽管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各自有各自的理解。”（456页）

实际上，马赛人和梅耶牧场主仍然只可以控制一部分表演。他们的表演也是被一个更大的旅游工业制造出来的，因为殖民戏剧在梅耶牧场的表演开始以前就早已经有了。作者在文章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如旅游建构中个人的力量，围绕着旅游表演过程的各种话语，影响表演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等，长期以来也都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人类学、音乐文化学以及民俗学这些重视表演研究的学科中，一直被关注的重要问题。

20世纪中期，在音乐文化学（Ethnomusicology）领域中发生了一个认识论的转移：以前人们把音乐看作是一种在文化中发生的现象，现在人们认为音乐就是文化。通过音乐表演，可以了解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除此之外，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看来，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交流一些特定的信息。这样的观念超出了在结构层面上将音乐看作一种语言的作法（也就是用与语言学上的结构分析相类似的方法来研究音乐结构），而扩大为还要研究围绕着音乐表演的种种话语(Feld and Fox 1994:27)。在那些研究旅游点的文化表演的学者中，一个中心观点是认为音乐形式可以被用来交流一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围绕着音乐表演的各种话语中被加以协商。这些学者希望了解的是人们想要展示什么以及这种展示是如何在创造过程中被协商的(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 Oakes 1998; Sarkissian 1998)。

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的著作《当一个伟大传统现代化的时候》（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s），常被许多研究表演现象的人类学家作为出发点来引用。事实上，是他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文化表演”。他所说的“文化表演”概念，既包括“我们西方人通常以此名称所指代的对象，如戏剧、音乐会、讲演，同时又包括祈祷、仪式中宣读和朗诵的内容、仪式与典礼、节庆、以及所有那些被我们通常归类为宗教和仪式而不是文化和艺术的事象。”（Singer，1972：71）辛格认为文化表演是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并且反复发生的，它们“封装”（encapsulate）着值得关注的文化信息，而且通过表演人们也可以认识其中蕴涵的观念内容（71）。

除了把表演作为一种“提升的”经验或“封装的”文化之外，学者们还认为表演是一种交流的事件，参与其中的人们通过互动来创造和展示意义（Bauman 1977; Turner 1982）。他们因此关注交流和互动（Stone 1982）、置于框架之中的表演（Bauman 1977; Goffman 1986）、表演的实践（Erlmann 1996）以及意义的阐释和协商（Feld 1984）。

音乐文化学家鲁丝•斯通（Ruth Stone）的著作《让内在变得甜蜜》（Let the Inside Be Sweet），考察了在利比里亚克派利人（Kpelle）的音乐表演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他们如何在表演中相互提醒（通过点头或敲什么乐器），如何将音乐置于一定的结构框架当中，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互动。音乐也在参与者的互动中、在具体表演情境中被加以协商，表演情境即时性地出现，从而将“表演”呈现为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东西。因为音乐表演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音乐和事件本身，它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研究要从事件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人、以及其他与事件有关的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考察音乐事件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音乐文化学者才可能得出音乐在文化中的意义的一般性结论。在这个方面，也就是在关于互动、个人和集团对于价值和意义的建构等方面，有很多学者在做研究（Feld 1984; Kingsbury 1988; Stone 1982）。

另外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斯蒂文•费尔德（Stephen Feld）则在著述中关注互动、意义的阐释和创造（Feld 1984）。他对音乐互动的研究是从“听的过程”的角度介入的。他认为每一次听的经历，都意味着过去的听、现在的听和未来的听。听不仅是一种生理过程。音乐是通过不同层次（过去和现在）的互动被建构起来的，音乐是从当下的语境、也是从过去的表演中获得意义的。表演者和听众会联系他/她过去的经验，积极地协商和阐释这些意义。因此，费尔德认为，音乐是在两种意义上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是音乐通过社会建构而得以存在；另一种是其意义也是通过社会阐释而得以确立的。费尔德将积极的阐释称为“阐释性变动”（interpretive moves），正如经验是经过时间而建立起来一样，这种“阐释性变动”也是不断发展的，它们在人们遭遇到重大的事件或事象时就会相应地出现。

在旅游文化表演的研究中，一些以往被表演理论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又重新以特殊的方式出现，因为如今这些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到了地方性的旅游表演中。这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如何协商和展示地方和国家的自我认同，文化表演过程中的个人的力量，如何展示自我和社会，对于意义和空间的社会建构，等等。

玛格丽特•萨克西安（Margaret Sarkissian）写了一本书，研究了围绕着马来西亚的旅游工业发展，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在这些由国家主办的表演中，民族主义由表演者和旅游的组织者来共同协商，而组织者实际上是参与了宣传新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作者认为在迅速发展的后殖民主义国家中，文化演出作为一个已被认可的空间，变成了一个更广大的公众论坛（public forum），它超越了旅游景点的地域界限而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战场”（national battlefield），在这个战场上，意义被论争，自我认同被协商（1988: 88）。作者认为表演不仅是给外来人（包括旅游者和访问者）看的，同时这些表演也是导向自我的，表达着表演者对于多元文化的赞同与否。人们在这里竞相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满足那些掏钱公众的期待。在这样一个广大的领域中，共存着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的信息，它们同时向着不同的观众在说话。

萨克西安认为，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来公开展示民族认同，这是一个新近被建构起来的“文类”（genre）。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出现对自我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

在对中国的旅游点文化表演的研究方面，有一位音乐文化学家叫弗雷德里克•劳（Frederick Lau），他认为，旅游点的文化表演是与民族国家对于国家的观念（state's perspectives on nation）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交织在一起的（1998：116），旅游表演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和话语中被建构和生产出来的。因此，上海中国交响乐团的表演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中介叙事（meta-narratives）；而潮州的地方戏剧表演则展示了对于过去的记忆和一种集体的自我认同（129）。另一个学者安•阿纳格诺斯特（Ann Anagnost）对深圳的“锦绣中华”微缩景观进行了研究，考察了现代中国人的主体性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即，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因为在这个微缩景观里面涉及到了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哪些是物质上面比较重要的，比如说长城这样一些东西；哪些是精神方面、象征方面比较重要的，比如哪些是我们重要的传统，哪些是我们重要的历史，这都显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所以，这个景观显示了对民族辉煌历史的渴望，但它被置换成了商业和物态的方式。

在音乐文化学领域里，有好几本有影响的著作研究的是个人表演的力量（the agency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s），即个人表演如何展示和协商对自我和社会的观念。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民俗学家芭芭拉·科申布莱特-吉布丽特在她的一本叫做《目的地文化》（Destination Culture）的书中，考察了在各种环境背景下的展示中介，比如博物馆、节日、世界博览会、历史性的重建物、纪念馆和旅游景点等。她探讨了在搜集和陈列的过程中，意义是如何被表演的。她尤其关注“展示的中介”：人们是如何通过复杂的协商和传统的生产（production of heritage）来协商、阐释和展示那些展品以及自我认同的（1998）。

人类学家路易莎·沈（Louisa Schein）主要关注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人中的个人力量（individual agency）与表演自我的观念。她在著作中讨论了苗族的自我认同是如何被中国境内的苗族、散居海外的苗族以及中国政府一起建构起来的。她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苗族”不是仅仅由其他民族建构起来的少数民族形象的产品，苗族人也通过运用以前形成的对自身的描述以及自己的文化生产，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制造自我形象的过程当中。该书通过考察苗人如何被他人展现、以及他们如何展现自己，强调了“展现（representation）过程的多样性”。作者的结论是：苗族人不仅仅是展现的对象，他们也是文化的生产者（2000：31）。她提醒我们注意：展现是选择性的。她的这一研究与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相呼应，后者提出了“选择性的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的概念，主张人们塑造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这个选择性的过程在社会和文化的阐释和识别中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因为传统是一种建构“选择性的过去”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是当前社会和文化组织的一个方面”（116）。“选择性的过去”的观念出自景军对于中国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研究（1996）。在研究中国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的时候，集体记忆问题经常出现，就像海伦·里斯（Helen Rees）在研究云南丽江纳西族的音乐表演时所发现的，那些纳西音乐表演者创造了一种“舞台表演的永久性”（译者注：就是说他们表演出来的东西似乎没有时间的限制，永远是纳西的传统）。

对于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表演如何被协商和建构的民族志个案。因为这些表演是在国家的或区域的各种制度当中被协商，同时，经济的或政治的力量也会塑造地方观念，所以，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旅游点及其所展示的观念，是以特定的方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地方上生长起来的观念和态度的影响下，在地方上发生和表演的。因此，关于旅游的民族志研究，必须在地方进行。许多学者认为，要用某个单一的理论方法对所有的旅游文化表演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就像弗雷德里克•劳所指出的：“对于旅游及其影响的深层意义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关于特定时空范围的坚实的民族志基础之上，而不是依靠一个宏大的理论来作阐释框架。”（Lau 1998：116）所以，学者在不同的地域作研究，所贡献的关于旅游文化表演中即时出现的意义的理论也会有所不同。布拉那和民俗学家科申布莱特-吉布丽特关于马赛人的研究，探讨的是展示怀旧的殖民主义的文化表演当中存在的政治和审美协商；萨克西安关于马来西亚的文化表演的研究强调的是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认同是如何通过文化表演获得协商的；劳所关注的是旅游文化表演的国家形式与地方形式之间的差异。每个学者运用的都是音乐文化学和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他们所谈论的主要话题包括这样一些观念：表演是在交流关于自我和社会的观念，是对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的综合展示；表演者是展示内容与展示方式的决定者，他参与着表演什么和怎样表演的协商过程；制度化的因素和个人因素都同时参与了文化表演。

 

我这次获得了富布莱特基金的资助，来中国广西做民族志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准备对广西的文化旅游作音乐文化学的研究。在广西的旅游表演空间中，既上演着中国传统的古典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民歌，还有安排的一些电影、革命歌曲、流行音乐，这些都一道呈现出来，描绘出了一个复杂的中国地方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图景。我对中国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感兴趣的原因，就是想去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各种不同的对他们的形象的展现。我的研究将要考察在旅游生产过程中，在展现地方和民族的自我认同的协商过程中，那些地方的表演者和组织者所具有的力量。

文化的旅游景点——在那里，个人或者团体把自己的文化传统表演给别人看——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现象，它长期以来吸引着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其进行民族志的研究。我们开头就讲到的那位社会学家迈克肯乃尔的著作，让大家注意到了研究旅游的社会性的重要意义。他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旅游者，而不是旅游表演的主人和组织者。他开启了考察和探究旅游行为和旅游观念的先河。

我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展迈克肯乃尔在1976年提出的观点，也就是旅游者影响了他们旅游的地方。我对此要做的补充是，我认为比旅游者起更大作用的是旅游景点的主人，他们也参与到了展示的过程当中，是他们来决定自己文化的哪些部分是值得注意的，是值得其他人来共享的。通过对旅游点的音乐表演进行考察，我将探讨人们以何种方式来选择他们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并将之发扬光大。我会把旅游表演看做一种文化展示，通过这种展示，旅游景点的主人们实际上是在选择和宣传（promote）他们文化当中的特定部分，把它们展示给其他人看。我这里用到了以往一些学者提出的一对很重要的范畴，即“主人”和“客人”（host/guest, MacCannell 1976; Smith, ed. 1989.译者注：旅游者是客人，而组织者和表演者是主人）。一些学者可能更关注旅游者，而我更关注的是“主人”这个方面，更关注旅游生产的方面。我认为，表演者选择演什么样的音乐，运用什么样的风格，向观众展示表演的方式，等等，反映了当地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们希望外来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通过音乐和其他文化表演，旅游景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即，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自我和社会的。

同时，我的研究还将特别注重过程，注重通过广西旅游景点的音乐表演，考察各种关于自我认同、地方以及传统的观念被不断加以协商和展现的过程。我也将考察文化表演所宣扬的观念如何影响了全体表演者，以及这些音乐表演的团体在旅游工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旅游景点不仅是在展示地方的风光和地方的文化认同，同时，通过地方音乐形式的表演，地方观念也被纳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的框架中，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人们对自己和旅游者的看法，影响到了他们如何选择和展示自我以及所生活的社会。我想通过对地方和个人层面上的集中的、大量的民族志细节的考察，来说明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并由此来揭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旅游点实际上是有很多复杂因素的参与。同时我也想说明地方的旅游点是如何、又为什么把自己和国家民族工业联系在一起的。

桂林是实践上述这些研究思路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它是广西省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主流城市文化的交汇点。我以前的兴趣并没有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形象上面，而在桂林这样的旅游景点作研究，就必须要考虑这一点，因为少数民族的民族性现在成了许多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桂林有两个包含着文化表演的旅游中心，漓江民俗风情园和刘三姐景观园，这两个中心都在宣扬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这两个景点的表演都有寓教于乐的特点，同时注重观众的参与，这对于保持表演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地方的表演都由诸多广西少数民族的舞蹈构成，当然还包括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

研究桂林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旅游点看作不断变迁的地方，在他们的笔下，文化在这些地方被变形成为了一种旅游商业，旅游者的在场也对这些地方的文化变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我的研究将不仅仅把旅游点的文化表演看作是对旅游者而言的融合或改变文化形态的途径，而且也要把它看作是旅游点的主人参与旅游生产、宣扬自己特定的自我认同和文化形态的手段。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就可以分析人们如何利用旅游工业来宣扬音乐、宣扬哪些音乐以及哪些方面的音乐或者文化（包括地方的或者国家的）被认为是重要的。

国际和国内旅游一起促成了旅游业在中国的兴盛。国内旅游的汹涌浪潮说明了在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很多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迁。在中国大陆，旅游者的数目比以前多了很多倍，促使国内旅游工业从1980后迅速增长。所以，文化表演者和旅游组织者在考虑通过表演要宣扬哪些有关中国人的自我认同的时候，也要把这些不断增长的国内的旅游者考虑在内。以前特别吸引国际旅游者的地方开始关注国内的旅游者，这些国内的旅游者也开始塑造、影响旅游文化的组织者如何组织他们的节目。我在桂林和阳朔的旅游经历就能说明这种现象。在五、六年前，这些地方的旅游组织者更关注国外旅游者，而现在，他们只关注国内的旅游者，用来设定表演的手段包括内地观众熟悉的历史、笑话、音乐，还有外国人看不明白的书面宣传材料，他们的表演外国人根本看不懂。

在中国的旅游景点当中，地方文化常常被置于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的大框架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地方文化虽然被表现为是独具特色的，但是它们也被表述为属于更大的、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在桂林，地方的自我认同与国家的自我认同（甚至“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都是地方和国家形象的结合。在中国的旅游景点当中，文化的识别和展现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些地方，地方和国家对于空间、记忆、自我认同的观念在同时展演着。

 

作者推荐的关于文化旅游研究的书目：

 

Bruner, Edward and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1994. “Maasai On the Lawn: Tourist Realism inEast Africa.”Cultural Anthropology9(4):435-70.

Cooley, Timothy J. 1999. “Folk Festival as Modern Ritual in the PolishTatra Mountains.”The World of Music41(3):

Creighton, Millie. 1997. “Consuming RuralJapan: The Marketing of Tradition and Nostalgia in the Japanese Travel Industry.”Ethnology36(3):239-54.

Graburn, Nelson H.H. 1995.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inJapan: Nostalgia and Neo-Tradi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Domestic Tourism.” InChange in Tourism: People, Places, Processes, ed. Richard Cutler and Douglas Pearce, 47-70.London: Routledge.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1998.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Lau, Frederick. 1998. “‘Packaging Identity Through Sound’: Tourist Performances in ContemporaryChina.”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17(2):113-34.

Lew, Alan A. andLawrenceYu. 1995.Tourism inChina: Geograph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Boulder: Westview Press.

MacCannell, Dean. 1976.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 Shocken Books.

Oakes, Tim. 1998.Tourism and Modernity inChina.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arkissian, Margaret. 1998. “Tradition, Tourism, and the Cultural Show:Malaysia’s Diversity on Display.”The 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17(2):87-112.

Smith, Valene, ed. 1989.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

Sweet, Jill D. 1989. “Burlesquing ‘The Other’ inPuebloPerformanc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6:62-75.  

Yamashita, Shinji et. al. 1997.Tour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Oceania.Banji, Penerbid O. KebangsaanMalaysia.

 

[①]本文是作者在新澳门新葡萄娱乐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做的学术报告，原标题为"Culture performances at Tourists Sites：Converging Scholarship"，由杨利慧现场翻译，李红武根据录音整理。此次发表之前，又经译者修改、校订。作者杰茜卡·安德森·特纳女士，现为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博士研究生，富布莱特基金获得者（2003-2004），研究兴趣主要为文化表演、文化空间、音乐文化等。目前正在广西桂林进行文化旅游的民族志研究。——译者注。